张中行先生并不像他的名字那样，对生活取中道而行的态度。我与先生相识近二十年，深感先生虽然表面给人以木讷的印象，其实思想敏捷，见识深刻，而且言谈中特别能体现他的个性，即特立独行。
众所周知，《青春之
有记者在先生晚年来采访，问先生一个非常直截了当的问题，即，“在死之前您最留恋什么？”先生说最舍不得生命，最留恋情人。承认并同时认为，每一个人一生中都有情人，自己当然也不例外。而爱情、友情、亲情中最重要的还是异性之间的男女情。即使到了老年要撒手西去的时候，还是这种男女情最重要。先生还说，从一而终是社会的要求，不是自然的要求。一般条件，有相当文化程度的人，没有对妻子以外的异性动过感情的很少。远的不说，就说“五四”之后的徐志摩、郁达夫、郭沫若、胡适，连王国维这位十足的旧式人物还爱上了侄女并为此作诗。
先生这番话确是肺腑之言。先生喜收藏，去厂肆或逛冷摊，常搜远时或近时的闺秀名媛的诗词或书信，偶而还能得一真迹，把玩之余，常有沧桑之叹。先生对历史上那些名女子，如鱼玄机、马湘兰、柳如是、顾太清的生平事迹如数家珍，并为她们的命运再三嗟叹。先生对男女之间的看法大胆而坦诚。有一次，他跟我说，“论一个人可以千千万，万万千，但若说到一个人的本性，就只有食、色。食，为了生存；色，为了传种。而人们逐渐脱离原始进入文明之后，对食、色有了越来越高的要求。食要讲烹调，所谓色、香、味一样不能少，少了你不吃，还得求新求变。色，也一样，要修饰打扮，不好看你也不要，得追着风尚。美食、美色都是人的本性。后天，那是社会的需要；先天，才是人的需要。所以，好色和好美食一样，没什么，很正常。”
大千世界，女性各异，什么是先生理想的或接近他理想的女性呢？先生曾有一篇散文《关于美女》，认为首先是美，而这美并无一定之规，仁智互见，自己可心就行。但这美女最好是能一同“白天，于树林中寻古城遗迹；晚间，于茅屋中话开天旧事”。这里先生开的条件就太高了，因为若将人的形貌作为物质的存在，应该说寻找起来还不太难，而再将这提高到精神层面可就难以想象。试问，如今，哪一位美女可能白天钻树林晚间坐茅屋？更别提还能对遗址而思古，论汉唐而话开天？先生也自知不可能，所以于文中结束处说，“也只能是望美人兮天一方，流几滴清泪而已。”
但是先生并不总空发议论，他有时淡淡的几笔回忆留给我无限的想往。比如他有次讲他回农村老家，那时正在青年，准备返城时，有个街坊，比他略大些的女子来送他。时当清晨，在镇子的街上，周围人来人往，喧闹不已，一派市井的繁忙。几句普普通通的话讲过后，二人分手。等先生又回头张望时，那女子已不见，只见街道上升起的袅袅炊烟和清晨的薄雾，她仿佛就消失在这一片白??的烟雾中。这引起我的共鸣。多少年来，我心里好像也总有这种散不去的云雾，岁月和生活中所有美好的人、事、物都若隐若现地漂浮其中，无始无终。
先生曾有一个观点引起争论。就是所谓“第三条道路”。起因是先生在《读书》上发的一篇文章，《有关史识的闲话》，其中推崇五代时历官数朝而饱受抨击的冯道，认为“生在乱世的知识分子，除了效忠一君，君败亡则竭力致死和灭迹山林之外，就不能走冯道的第三条路吗？”由此，先生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有第三条道路，那就是以人类的最高利益和当地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前提，不顾个人的毁誉，打破狭隘的国家、民族、宗教观念，以政治家的智慧和技巧来调和矛盾，弥合创伤，寻求实行和平和恢复的途径。这样做的人或许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但他对人类的贡献是无疑会得到整个文明社会的承认。……与‘灭迹山林’效愚忠于一姓一国的人相比，他无疑应该得到更多的肯定。”文章发表，引来轩然大波。上海作家黄裳的批评最具冲击力。有些报纸杂志想请先生撰文应战，先生对我说：“我不写，我知道他们（那些报纸杂志）是拿我来炒，我不会上当。不过我不回应，并不是我无理。我对我说的、写的负责到底，也绝不反悔，因为我认为就是这样。”
这个观点可以说一直坚持到了最后。当有记者采访时，先生说，作为小民，就是要活着，并尽可能活得好一点儿。记者追问，如果现在是国家兴亡、民族危难之时呢？先生的回答仍然是，小民没有义务承担这些责任。作为老百姓，也就是小民来讲，不管是谁统治，大家都要活，你不能要求小民来为谁死。毕竟，小民只是完粮纳税，对国家大事负责的应该是统治者。记者不依不饶，更进一步问，周作人投敌当汉奸也是一种活着，您怎么看？先生只简单答道，人归人，文归文，混在一起不好谈。不过我倒有一种亲历的事实可以看出先生对周作人的态度。那是有次我写了篇文章给先生看，中间提到周作人时用了“汉奸”，先生将“汉奸”划去，改为“落水”。虽只二字，爱屋及乌之心沛然而出。
老实说，我在这一问题上持反对先生的立场。不过反对并不表示不理解，而理解也非无原则。在民族危亡国土沦陷的时候，自应人人为国捐躯，否则今日也用不着宣扬岳飞、文天祥了。我说的可以理解是讲在封建王朝改朝换代之际，小民们的悲惨命运。这其中，那些因事变殉国的权贵并不足惜，而最可怜的是那些一起从死的人。我举个例子。
启功先生在《启功口述历史》中讲过这样一件事。庚子事变，八国联军入京，慈禧太后逃向西安。启功的三外曾祖父名崇绮随太后逃跑，到了保定，他的车坏了，只好暂住保定莲池书院。这时接到儿子葆初的一封家书，“叩谢严亲禀”。内里讲，作为皇亲国戚，遵照主辱臣死的古训，他和母亲决定带领家人殉国。听说是在有个叫朝阳洞的地方，挖了两口地窖，将男女分开，一层一层躺在里面。下面铺褥子，上面盖单子，然后请人往上面填土，全体活埋了。崇绮接信后，知全家已死光，于是自己也吊死在所住房间的窗户格子上。事变过后，重新挖出安葬，还能看到被埋的人们因窒息而挣扎的惨状，十分恐怖。
这里就是先生说的小民。挖两口地窖，分出男女，层层躺人，可见死者众多。而决定这些人生死的，只是家中的两个人，夫人和儿子。之所以有如此权力，只是贵贱长幼的不同；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又是遵从主辱臣死的古训，于是出现了这样惨烈的情景。我想这里边不仅有辈分低的人，更有不少毫无发言权的妇女和世事未通的孩子，也许还有仆妇婢妾，而殉的什么大清王朝，对她们恐怕是十分隔膜的。而据启功说，当年这样举家殉国的王公贵族，还不是少数。这就是中行先生的看法，作为老百姓，也就是小民来讲，不管是谁统治，大家都要活下去，你不能要求小民来为谁死。毕竟小民只是完粮纳税。对国家大事负责的，应该是统治者。从这里，我可以理解先生为什么会这样说。
不过先生为人也确有固执的一面，启功先生曾这样对我讲过。一个是先生一旦形成某一看法，便几乎不可改变，不管谁的话，也听不进去，“包括我的话。”启功有次对我说，“张先生解释《庄子》的某句话，不全是那样。后来我给他指出来，可下回看他文章，他还那样讲。电话里我又说了一遍，他不置可否，我就明白了。”另一个是张先生不善交流。启功说：“两人说话，要就一个话题你说一句我说一句，越聊越高兴，越聊越热闹。但你发现没有？跟张先生说话，他往往并不听你说什么。你说你的，他说他的，你说的话对他毫无反应，他说起话来也不关心你是否在听。两人各说各的。”启功还谈起一个和张先生不同的观点，即对《礼记・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的解释。张先生解为“天命之谓性，就是对于生命来说，活着比死好；率性之谓道，是顺着本性来做。本性由天命而来，这就是生活之道。”我知道，这是张先生人生观价值观中最核心的部分。不过启功不同意，他对我说：“我跟他看法不一样。天命之谓性，并不是人只要活着就好。是讲上天赋予了你德性，并不是只给你一条命，让你活着而已。率性之谓道，他把这率性讲为由着、随便，我不同意。率是遵循的意思，率性不是由着你这个性随便想干什么干什么，而是要沿着这个品质去发展。这个品质就是人类必须遵守的道德。”我是赞同启功先生的。尽管我理解张先生拿这两句话“解释”的目的，但我认为“过头”了。
张先生的晚年同几乎所有老年人一样，是寂寞的。他甚至写了一篇文章《剥啄声》来形容描绘这种寂寞。所谓“剥啄”，即轻轻的叩门声。叩门，即表示有人来访，有人来探望，有言语和微笑。但常常，几日不闻“剥啄声”，先生心里自不免空落落。想来，我也曾让先生失望过。那是先生还在人教社上班时，某次拟约我第二天下午去他那里，但最后又没定下来，是个可有可无的“有空就过来”的约会。第二天下午我就没过去。谁知第三天上午先生就把电话打过来，问“陆昕，你不是说昨儿下午来吗？怎么没过来？”先生并无责备之意，可我大窘，赶紧找个借口搪塞过去。
有次和先生闲谈，我表示对先生的才学佩服时，先生淡淡地应以两个字，“瞎混。”我却想，抛去才学不说，“瞎混”应该换成“独特”。以我所了解的事情看，首先，先生对与杨沫的过去态度鲜明，一是一，二是二，绝不改变主张，是处事以真面目；其次，对学者一般避谈的男女情爱，先生并不禁忌避讳，而是直抒胸臆有问必答，是流露于真情感；最后，对于作为一般芸芸众生的小百姓应该怎么活下去和在国家危难时应该承担多少责任尽多少义务的敏感问题，先生也是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并无吞吐遮掩或作“顾左右而言他”之态，是宣扬其真思想。真面目、真情感、真思想三位一体，先生当然是一个“独特”的人，也就是“并不中道而行”的人。是以，张中行并不中道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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